![新政与预备立宪[1]](/_astro/05e4aba51f205a56c3a22e7a24cf54738d1fe9bb-1204x674_s5vAW.webp)
1901年1月29日，在逃亡的路上，慈禧以光绪的名义颁布一道谕旨：中心思想是宣布改革——当然是由她来主导。
之前的戊戌变法也许是“庚子新政”的一个序幕，因为清廷宣布的改革内容正是康有为等人想做的事情。事实上，尽管激进分子被通缉，但是清廷并没有完全停止百日维新提出的在工商业、学校以及军队改革的执行。不过，慈禧有一番解释：“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考虑到上谕决定了之后直至预备立宪的所有改革的合法性和连贯性，并且，已经指出了之前洋务运动时期的片面性和对“西政之本源”的强调以及对改革范围的重新划定，这里不妨充分地引用上谕中的部分内容：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利字。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我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 总之，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在清廷内部，“维新”再一次成为时髦的名词，官员中间很少人再言“祖宗成法”。清政府于1901年4月21日要求设置督办政务处：审查条议、推动新政以及考核绩效。奕劻、李鸿章、荣禄、崑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和之前扑杀筹组自立军的唐才常[]的张之洞为参预，之后，政务处就成为改革的实际规划部门。大致而言，从1901年到1904年清政府不断推动新政的实施，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和增设商部都是在这个期间完成的，当商部要求各省于地方成立商会时，这意味着新兴资产阶级有了自己合法的组织，而这些组织事实上构成了这个时期推动民族经济和支持立宪与革命的重要力量。
戊戌政变之后，日本是那些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安全的避难所和策源地。日本支持来自中国的激进分子有其原因：自从1860年以来中国不断地失败，给予日本人以高度的危机提醒——因为中国过去一直是日本人学习的楷模。日本精英在中国的失败经验中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当中国的港口例如上海泊满了外国人的船只，欧洲人在中国的领土上自信满满并经常表现出傲慢的神情时，那些敏感的日本人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与中国同样的危机。归纳中国情势的结果是，日本决定全力以赴追赶西方，在日本，人们经常听到有人在媒体上呼吁日本脱离亚洲而向西方靠拢的呼声，这样的态度与清廷内部大多数官员对自己的文化还保持高度的自满与自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清廷内部少数人例如李鸿章看到了日本的后起速度，他带着一种历史无意识的惯性和多少有些种族意识与日本人（伊藤博文）讨论如何能够共同对付来自欧美的白种人。明治维新及其之后的日本当然是维新派的楷模，这就是为什么康有为在提交改革方案时介绍了日本的改革及其成果的原因。的确，1895年的甲午海战彻底证实了日本的崛起，这在中国的朝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惊。现在是中国向日本人学习的时候了，这导致清政府开始派出青年人到日本留学。并不让人吃惊的是，张之洞非常鼓励这样的学习[2]，并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劝学篇》） 这样的思考路径，最终引向了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可以想象，大批的中国人流向日本，新的思潮将在他们的学习期间以及不断的观察中产生。清政府在之后才意识到，不少留学生归国后将不同程度地成为清廷的麻烦甚至掘墓人。
无论如何，通过改革教育是清政府认为最有可能适应局势变化的路径，1901年，清廷废除八股文章，讨论经典也带上了西政问题。官员们在与西方人打交道后首先总结的经验是必须懂得西方语言进而了解西方，在政府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时，留学人员自然被派上用场。可是，这完全不能应对国家的危机情势，因此，改革教育培养新的人才的问题继维新运动之后被再次提请考虑[3]。1904年，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制定了称为《奏定学堂章程》的学制章程，章程设立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三级的学校制度，草拟非经学部分的人自然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因为那些新学制来自日本的范本。同年，清政府又出台了创办新学堂和鼓励留学的政策。1905年，清政府建立了学部，负责管理全国教育，这年9月2日，政府宣布科举考试将在1906年完全被废除，同时，各地加快了之前就开始的新式学堂的创办[4]。之前，人们在功名进士和新式学堂之间还躲闪犹豫，试图通过同时接受科举考试和新学以图未来前途的灵活选择，科举被废除，这样的矛盾就迎刃而解。由于进入新学堂学习新知识的人有了成为政府官员候补的资格，这事实上使进入政府部门的通道面向了具有新知识的读书人。结果是，不仅儒家经典的继承面临危机，更重要的是这将意味着作为原有权力结构的儒家教条因科举的废除而被深深地动摇。尽管在传统士绅文人那里还存在着不满与抵触，儒学在新学堂里也仍然是学习的科目，皇帝授予功名的考试还存有一段时间旧制度的残余，但感受到历史正在发生迅速变化的年轻人已经注意到：理想的实现必须凭借来自西方或日本的知识。以后的北大校长蒋梦麟（1886-1964）在抗战时期的昆明回忆说：“代替科举的是抄袭自日本的一套新教育制度。日本的教育制度是模仿西方的。追本溯源，中国的新教育制度仍旧来自西方。中国现在总算不折不扣地踏上西化的途程了。”[5] 取消科举考试，使得中国读书人从此改变了他们可能的士大夫或准士大夫的形象，他们不再固守家乡，因为他们不再参加层层科举考试，人们发现只要拥有新的知识就可以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一员。传教士多少年的努力，官方或私人出版机构的大量印刷品，使得印刷媒体成为读书人利用的平台，他们将各种报纸杂志带到有现代沙龙色彩的会馆和学堂，传阅、讨论、品评，并在这种富于生气、周而复始的聚会中产生思想，结成团体，直至产生其他政治行动。
在过去，朋党滋生于官僚阶层的内部，而在康有为乘坐英国轮船逃离上海后，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权力中心的外部成立他们新的政治团体和组织。尤其是在日本的留学生，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有助于他们思想迅速开放，清政府派员监督管制学生思想不仅无效，反而激化了学生对政府专制的不满。尤其是，从1905年清廷建立奖励制度，根据成绩优劣授予毕业留学生以举人、进士和各个官位，至少不低于1000名毕业留学生进入政府各级机构，这无形中在改变政府各级官员的思想与意识倾向。同时，仅仅这一年的留学生就有近8000人。事实上，大致从甲午之后约十年中，日本也基于自身的目的与西方国家争夺中国的资源——其中当然掺杂着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白种人的所谓“泛亚洲主义”因素，对中国的留学运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6]。
注释：
[1] 1899年秋冬，湖南人保皇会重要成员唐才常（1867—1900）在日本与梁启超等人商议武装起义，回上海组建自立军。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康有为敦促利用时机“救皇上复位，重行新政”（《勤王布告》）。8月，自立军各路准备起事，失败。张之洞捕杀唐才常等20人。
[2] 1897年，日本军人神尾光臣受邀到武汉访问张之洞，告诉张：希望中日联合，“以抗俄、德而图自保”。中日两国各自的担忧，促使两国很快恢复了对话与合作。之后张之洞派吏部姚锡光领队考察日本，后者于1898年4月22日提交考察报告《东瀛学校举概》，该报告对日本包括军事与艺术类的各类学校进行了研究介绍，之后，张之洞完成了《劝学篇》。
[3]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命令：“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7月10日，又下诏命令：“惟各省中学小学尚未一律开办，综计各省省会暨府厅州县无不各有书院，着各该督抚饬地方官各将所属书院处所经费数目限两个月详查具奏⋯⋯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8月4日，又令北京建立预备学校，向京师大学堂输送学生。1901年8月29日，慈禧推行新政的举措之一是：“废除科举考试中的时文，而代之以论时务、西方法律或政治经济的文章，并以此作为选拔官员的依据。”1901年9月12日，慈禧颁布诏书，令“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县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1901年9月17日，令“前据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游学，用意甚善，着各省督抚一律仿照办理。于一切专门艺学认真肄业，实力讲求，学成领有凭照回华。” 当然，我们在1901年到1902年期间的考试题目上就能够见到这些改革措施并不是勉强的过场，例如：中西律法迥异，西人不服我管辖，欲使我在内不失其自主之权，计将安出？泰西诸国经济繁荣，其根源何在？我国积贫，有何补救之策？据万国公法，外国之国内事务是否人人均可干涉？试题能够说明：一个从秦始皇灭六国以来持续行使专制、思想趋向停顿的国家，已经开始了明显的变化。
[4] 很快，甚至边远城市也开始了新式学堂的创建。1904年，云贵总督送40名学员去日本学习师范，1906年，有30名学生陆续回国，他们被派往云南各地设立学校。（参见《京外学务报告》，《学部官报》1906年第1期）1904年，贵州送151人留学日本，29位学习师范的留学生归国之后被派往省内各地设立学校，有一叫周恭的学生独自一人就创办了10所小学和1所中学。（参见何静梧：《辛亥革命前后的贵阳教育》，《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贵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1年，第127-141页）本书参见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
[5] 蒋梦麟：《西潮与新潮》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86-87页。该书先以英文在美国出版（1945年），后于1957年在台湾出版。
[6] 1906年，李提摩太敏感地发现过去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似乎让位于日本：
然而，北京可能注视着东京。很明显，日本对中国18省的影响在不断地扩大，日本的旅游者、商人、教员、军事教官，在帝国无远弗至。中国贵族和统治阶级成千上万的子孙在日本受教育，回国后按在日本所学，依样画瓢。中国本地最好的报纸是日本人控制的，而本地报业蓬勃发展，本身就最具革命现象的意义⋯⋯我们希望日本影响的扩张不会令人猛然一惊，相信日本真正的政策不是要强迫中国成为西方文化或思想的虚伪模仿者，而是使用西方的配件，以保存东方生活和整体的根基。（转引自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伊藤博文于1899年2月14日的一次演说可以被视为分析中日在这个时期能够从战争导致的嫌恶到双方又恢复友好合作的文献：“我相信，尽我国的最大限度，向（朝鲜和支那）提供帮助，不但对保全我国自身利益，而且对整个远东大势，都是正确的、必要的。”（转引自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